我们不为人民服务，只为领导服务。这是实情！-------读话题《权力是掌握在领导手中，人民给不了我们权力》辨析！
万祥军 发表于 2008/12/12 18:56 961次点击 | [url=]收藏[/url]
话题《权力是掌握在领导手中，人民给不了我们权力》原文：
基层官员发帖称：
“我是一个县级市的基层官员。贵州瓮安、云南孟连事件后，大家骂我们不为人民服务，只为领导服务。这是实情。国家法律规定，官员是人民的公仆，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。但问题在于，现在权力是掌握在领导手中，人民给不了我们权力。我们的一切，从升迁到工资都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，不由得我们不为上级领导服务。得罪了百姓，他们顶多骂我们几句，得罪了上级领导，我们的前程就没有了。”
近来，网络上这样一则帖子流传甚广，引起很大争议。到底是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素质不高，还是我们的行政体制有瑕疵？
我们不为人民服务，只为领导服务。这是实情！ -------读话题《权力是掌握在领导手中，人民给不了我们权力》辨析！
倘若不是抱有什么偏见，那么我们就应对该帖子给予一个较高的评价，虽然它并没有多么高明的见解，但却说出了人们感同身受的客观现实。实事求是地说，为人民服务与为领导服务、得罪百姓与得罪上级之间，在许多时候显然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别的。
从我们的制度设计初衷来说，为人民服务与为领导服务，也即对人民负责与对领导负责，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一致的。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，那么对领导负责的最终目的也不过是要对人民负责。拿数学上的术语来说，那就是两者的交集非常之大，基本上会处于一种重合状态，“对人民负责”与“对领导负责”这两大集合中所包含的元素要么相同、要么相近。
但如今的现实是，对人民负责与对领导负责的交集比制度设计要小许多，也就是说某些为领导服务的根本指向并不是为人民服务———并不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，而仅仅是为了满足领导的私利或狭隘的政绩观，以及让领导满意——— 两者没有什么可交叉之处。甚至在不少人看来，为人民服务与为领导服务是完全处于对立状态的，为领导服务只不过是个贬义词，对领导负责也仅仅是讨领导之欢心而已。
帖子中的描述，生动地刻画出了在某些公职人员心目中领导分量更重的现实，“为上级领导服务”被其放在了首要位置，而百姓则被严重轻视。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百姓被官员“得罪”后的无力感——— 顶多骂几句，私下里发两句牢骚，技止此耳。对公职人员施政、服务感到不满的民意，并不能及时、有力地转化为作为代议者的人大代表在权力机关的询问、质询、问责乃至罢免，对方根本感受不到应有的压力，他们更关心的是能决定其前程的领导们的脸色，而不太在乎百姓的感受。
显而易见，对人民负责与对领导负责的交集大小反映制度的完善度，交集越大，则说明制度越完善，反之，则说明制度越不完善。因此，面对对人民负责与对领导负责交集尚不够大，对领导负责还往往存在别样含义的现实，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，填补制度的漏洞。
要让公务员法中的“公务员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接受人民监督”之规定落到实处，就需要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让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激活，使得相应的渠道变得足够畅通，并让民意在官员选拔任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使官员有强烈的命运被人民所决定感。“得罪了百姓，我们的前程就没有了”何时才能成为官员们的条件反射呢？ 由话题说开-----
官员到底该对谁负责
“官员就是对上负责的。”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白智立看来，这没有什么不妥。“行政体制就是要对上负责，否则难以保证政令通畅和行政效率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。”
“现在有些政府让老百姓不满意，问题并非出在行政体制上，而是人大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。”白智立说，我国的制度设置是，提拔一级地方行政官员由上级党委提名，经当地人民代表大会通过，并对人大负责。“这与多数国家的制度设置是一致的。多数国家的政府官员都是上级提名，由议会通过并接受议会监督。但我们的问题是，人大的监督力度不够，我们很少听到人大弹劾官员的消息。”
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刘素华则称，要让官员更多地为百姓负责，重要的是在依法治国上下工夫。“按照制度规定，每一级官员各有职权划分，省长不能替市长做决定，市长也不能替县长做决定，下级如果不管上级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执行，本身就说明他没有履行职责。”
但在现实中，如果下级违背上级，就会使仕途受到影响。刘素华说，这说明还是人治大于法治。要改变这种现状，实现依法治国，具体来说，就是完善干部考核机制。“干部考核不能单纯由上级任命，必须要引入基层民主考核机制。上级意志不能成为官员升迁的唯一决定因素，这样官员就不会只唯上了。”
百姓如何监督政府
白智立提到，西方的议员一般都是职业政治家，如果不为选民负责，下一届选民就不会选他，“他连饭碗都没了”。所以，在任时都表现得尽职尽责。而我国人大代表都是兼职，很多人认为人大代表是一个荣誉，而不是一个责任。甚至有些人大代表借此名誉为自己的企业捞好处，而很少参加人大会议，履行相应的职责。人大代表与选民接触不多，对选民负责的意识不强。
白智立说，百姓批评政府是正常的，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税金，所处理的都是公共事务，百姓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利。同时，每个人都倾向于自己的利益诉求，政府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。“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民代表声音很弱，让百姓难有合理的途径行使监督权，就出现了一些极端的群体性事件。这些事件又使得一些地方官民的对立情绪很严重。改革开放之初是仇富，现在是仇官，正如这名基层官员在帖子中说的，公务员的声誉很低。”
白智立表示，沟通和了解得不够也使得一些民众对公务员缺乏公正的认知。“实际上，我国的公务员是很辛苦的，我知道的公务员累死的就不少。这几年，我国公共行政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公务员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提高。”
刘素华认为，与几年前相比，我国人大代表的作用发挥有了很大进步，如湖北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，上面提名想任命某个人，结果人大投票时，想让选的那人没选上，而另外一个人选上了，“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”。
但她也认为，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民众事务中，存在推诿塞责现象。有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直接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不作为。“现在官员对待百姓信访都是想办法去‘堵’，而不是‘疏’。”
刘素华分析官员这种思维背后也有体制因素。“现在县委书记、县长两年就换了，甚至一年就换了。至少应该让他干满5年，长时间里光堵是不可能的，必须要想办法解决问题。”
怎样的民主更能维护百姓利益
刘素华表示，我国要在行政体制中更多地引进民主成分，从地方到中央，都要有民主决策机制，由地方评价中央，由百姓评价地方。
刘素华举例说，中央提出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，国家发改委门前排起了大队，这就说明我们的决策很需要公开合理的制度体系。“给谁不给谁是要有个制度规定或制约的，而不是某几个领导拍板决定的。”
实现民主有多种形式，可以以社区为单位投票，涉及某个行业群体的利益可征询行业协会意见，还有非政府组织、社会公众人物、律师等，都可以有一定比例的投票，多种形式参与，保证投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。
刘素华认为，有民主还要有公开，民主参与的具体情况，所表达的意见，都应当公开，否则就会使民主流于形式。“把干部考核民主测评意见公开，如果最后百姓倾向的人没有当选，而领导提名的人当选了，一公开政府肯定有压力，这就是一种软性制约。”
刘素华告诉记者，根据她与各级政府官员接触的经验，感觉这几年我国领导干部变化很大，大部分都在千方百计为当地谋发展，想为百姓多做些实事。而上级在提拔官员时，也越来越注意民意，公开向百姓征求意见或在单位内部进行民主测评等，“并非像帖子中这名官员说的，只要讨好上级就能升迁”。
她说，我们在完善干部考核机制上许多地方有很好的探索，如前几年北京市推出的一套拥有31项指标的科学考核体系，不仅看重干部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，还要看干部对环境资源保护的贡献和民意调查测评情况。“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制度设计得很好，方方面面问题也都考虑到了，但是落实得不好。说到底，还在于某些时候权大于法，人治的色彩重一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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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12-17 17:43:42